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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就医之路

    □肖正银 口述 邻水记者站 孔虹 本报记者 周文平 整理

    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。回想过去这40年,我的感触是:老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,看病就医也越来越方便,当然这些都要感谢共产党的领导。

    1958年,27岁的我被任命为邻水县西天乡走马村党支部书记。上任后,我最想做的事就是改善村民的就医条件、提高村里的医疗水平。因为位于大山深处的走马村,交通不便、基础设施差,村民们几乎不出村,祖祖辈辈习惯了自给自足的生活,即使生病,也是自己“治病”,有不少村民因此延误了治病的时机,将小病拖成大病,最后甚至死亡。

    在村里,只要不是什么严重的病,我们都是依靠土方法治病,如将黄豆与辣椒一起炒熟后放碗里化水喝,或是自己上山采中草药熬水吞服。遇上自己无法“医治”的病才去找“赤脚医生”。

    所谓“赤脚医生”,就是农村里仅仅通过简单培训的草药医生,他们主要是做防疫工作,比如预防天花、麻疹、疟疾等传染病,还有就是治疗感冒。在农村医疗条件很落后的年代,我们是很相信“赤脚医生”的,他们的两大法宝——银针和草药救过不少人,我就是其中之一。

    那是1977年,我右边肋骨长了一个和鸡蛋差不多大的包,刚开始摸着没什么感觉,但是包越长越大,几天后,我的肚子大得就像是快要生产的孕妇,疼得我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。

    我以为是生的疮,就让家人到山上为我采各种草药来敷,但一周过去了,包不但一点没消,还流脓溃烂,比以前更疼,甚至连起床都要人扶。母亲不忍我受苦,就去乡上为我找了“赤脚医生”,作为报酬,我们需要给这位医生300斤玉米。

    经过半年医治,我的病终于好了,但家里的玉米少了300斤,日子过得更紧张了。

    1978年,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,村里有了诊所,但医疗用品少之又少,村诊所里配备的针头不是一次性的,每次使用完后医生要用开水消毒,再继续使用。如果到了流行感冒高发期,吃药不管用,打针得排队轮着用。虽然条件艰苦,但是相比以前,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了,毕竟“赤脚医生”有了给患者看病的地方。

    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,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,走马村诊所里的药品和医疗器材随之增多,我们不仅在村诊所看病,还可以去条件更好的乡卫生院、县医院,“赤脚医生”逐渐被专业的乡村医生所取代。

    最近几年,我们看病不仅能报销,补偿还逐年提高,药也便宜了,再也不担心没钱看不起病了。就在今年1月,我因患风湿性心脏病和肾结石到县中医院住院9天,医疗费共8800元,通过新农合合规报销和医疗费用补偿措施,我自己只花了总金额的10%。要不是有这些好的医疗政策,我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来治病?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下转第四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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